5月4日，季平大使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接受波黑塞族共和国通讯社采访，回应波黑舆论关注的涉疫热点问题，就中国抗疫阐明立场，澄清事实。塞族共和国电视台、巴尼亚卢卡电视台、《塞族之声》报等予以转载，全文如下：
从波黑发现第一起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到如今已经有近两个月了。这两个月时间里，波黑各级政府及时出台了严格的防疫措施，医疗机构奋力抗疫，人民全力配合，共克时艰。我们已经看到某些积极迹象，疫情发展趋缓，进入了平台期，但愿早日出现拐点。在此之际，从外界传来的各种消息和议论也日益繁杂，越来越多的人也在思考一些问题。在此，我想与大家一起讨论其中的几个热门的话题：
一、为什么会有人称，新冠病毒应被命名为“武汉病毒”、“中国病毒”。当前病毒源头尚无定论，中国武汉只是最先向世卫组织报告了疫情，并不意味着中国武汉就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。我们也很想知道，这次新冠病毒的发源地究竟在什么地方。这个问题应交由专业人士基于全面、客观的科学研究作出解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急于把某种传染性疾病冠以某个地名是不恰当的。事实上，不以歧视性命名来煽动敌意与偏见早已是全球共识，世卫组织将新冠病毒命名为“COVID-19”的原因就是要确保病毒名称不同任何地区和国家相联系。不难发现，这些炒作“病毒命名论”的声音大多来自别有用心的政客而非医学专家，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将疫情政治化，把水搅浑，从中捞起政治资本，从而转移舆论视线，转嫁内部矛盾。
二、为什么有人指责中国故意瞒报感染数和死亡数。中国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清晰。去年12月27日，湖北上报3个可疑病例；31日，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开展现场调查；1月3日，中方开始正式向世卫组织和世界各国通报信息；11日，中国疾控中心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上传网站，共享数据，每天向公众通报疫情；23日起，中国对拥有1千多万人口的武汉封城，对近6千万人口的湖北省封省以阻断病毒传播。现在中国的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，此际修订武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和死亡数，是对历史、对逝者和大众负责。这是国际通行做法，就像在经历了一次战役之后，要重新清理战场，清点伤亡一样。世界卫生组织预计许多国家在疫情过后都会修正统计数字。
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和传染病威胁，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、同舟共济，而不是相互指责，甚至要求追责索赔。H1N1流感、艾滋病等流行性疾病不知给多少人造成痛苦，我看也没有哪个特定的国家为此承担后果嘛。责人易，责已难。通过指责别人，或者启动滥诉程序无非是为自己的过失开脱而已。《柳叶刀》主编霍顿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知名新闻栏目Amanpour上说“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用了一切办法警告全世界，我们应为此感激”。
三、为什么有人说，疫情是中国的“切尔诺贝利”时刻，世界不能“过度依赖”中国制造，要重组产业链。这是对过去几十年交织并存的“中国崩溃论”和“中国威胁论”的简单复制与粘贴。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冲击，但随着中国境内本土传播疫情基本阻断，经济社会秩序正在迅速恢复，全国各地均在有序复工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9.3%，部分省份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已达100%，员工到岗率达到91.5%，3月底日用电量已达去年同期水平，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。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、门类最全、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，在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。中国及时复工复产，也为维护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的稳定安全提供了支撑与保障。全球化时代，各国利益深度交融，产业链、供应链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面对疫情，我们不能因噎废食，试图人为地切断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，甚至鼓噪转移、脱钩，这既不现实，也不明智。
四、为什么有人推断，中国是在进行“口罩外交”、“慷慨政治”，借此谋求地缘政治影响。他们想多了，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中国传统文化讲求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”。在中国抗疫最艰难时刻，世界上很多国家对我们施以援手，所以疫情震中转移后，中国也向包括波黑在内的世界多国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，回馈善意。人类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，只要有一个国家受到疫情威胁，就没有人是安全的，我们必须帮助他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这也是在帮助自己。这不是所谓“谋求政治影响”的时机，更不是“你分裂我、我分裂你”的游戏。现在正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了。
最后，我想说，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，中国也是这次疫情的受害者，我们累计有4600多人死亡，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受到极大影响。疫情蔓延多大范围、持续多长时间，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摒弃杂音，合作应对。纵观历史长河，人类就是在同各种疾病灾难的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。这场突如其来、席卷全球的疫情让我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世界各国是如此休戚与共、命运相连，认识到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如此重要和紧迫。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。唯有全世界加强合作、携手互助，我们才能早日以胜利者的姿态，为这场战争划下休止符。
